生态文学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学类型
所谓“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包括生物之间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状态。人类作为生物之一种，本身亦是一种特定的生态，并与各种自然环境形成环环相扣的关系。但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随着启蒙思想的普及，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逐渐意识到，作为拥有主体意识的生物，人类有理由也有能力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由此形成了生态意识。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不仅创设了生态学，而且不断将生态学融入人文社科领域，涌现了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等，其中也包括生态文学。所以从概念演变过程来看，生态文学不是一种按题材分类的文学，而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学类型，并受到人类生态意识的内在支撑。
沈念的《大湖消息》等作品再现了洞庭湖的过往和新貌。图为反映洞庭湖宽阔浩淼的插画。资料图片
认识到生态文学这一特殊性质，我们再来讨论生态文学，就不会简单地将生态文学视为“自然文学”或“环境文学”，也不会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将自然环境视为可以随意征服或改造的对象，而是立足于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稳定、和谐及可持续的发展关系。
因此，我比较赞同王诺教授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这个定义突出了生态文学的核心价值标准，以及它的主要审美特点，强调了生态意识是其内在的主体观念。
生态文学在中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
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我们虽然可以从《大雁情》《伐木者，醒来！》《七叉犄角的公鹿》等早期作品中，看到一些当代作家关注生态问题的创作，但若从作家主体的生态意识上看，生态文学的真正出现，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诸多生态问题，也促使人们对盲目追求自身利益的自觉反思。这种反思，不仅触及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质询了人类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而且将生态问题纳入人类社会文化伦理的自我批判意识之中，展示了当代作家较为清晰的生态意识。因此，生态文学在中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它不是源于文学内部的变革诉求，而是来自人们对于自我生存状态的批判性认知，包括人们对于现代文明观念的建构性思考。
从整体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已初现雏形，并在小说、散文、非虚构写作等领域，都出现了一些相对重要的作品，如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候鸟的勇敢》、阿来的《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沈念的《大湖消息》、李娟的“羊道系列”等。但是，这些作品还是局限于人与自然内在冲突的书写，反思人类过度追求自身利益，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至于生态内部各种相互作用的科学形态，尤其是生物生存的各种智慧和奥秘，都未能获得鲜活精妙的呈现。这也表明，当代作家的生态意识还只停留在现象认识层面，未能深入必要的科学领域，对生态内部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系统问题，形成卓有成效的思考。应该说，从创作主体的观念到具体的创作实践、理论批评，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学还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美学形态，也未能形成较为系统的评判体系。
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书写生态危机问题。或者说，将生态文学简化为一种环保文学，特别是一些有关水危机、粮食危机、土地和空气污染之类的报告文学，虽然也探讨了危机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但作家的主要意图还是聚焦于人类生存问题，其骨子里依然在捍卫人类中心主义，奉行以人类生存为最高价值标准，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间性。
生态文学创作质量有赖于作家的深入思考与审美表达
若从生态文明的高度，有效推动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还必须围绕作家主体与创作实践，着重解决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作家需要具备自觉而健全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既包含作家对于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解与认知，也包含作家对于“文学是人学”的现代思考。生态问题，说到底，是自然科学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主要探索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拥有自身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目标和任务。作家未必是生态学家，但对生态科学的内在属性、研究思路及前沿性成果，应该有所了解。不关心、不了解生态学的基本常识及其重要的研究动向，仅凭自己的想象，很难培养具有科学精神的生态意识。也就是说，作家只有深入了解并把握了一些必要的生态学基本知识，熟悉生态研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才能更好地确立文学书写生态问题的理论视域及文化立场，也才能在生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层面，把握“文学是人学”的现代内涵，将“人学”真正纳入“生态学”的科学语境之中，重新建构“人学”的生命内涵。科学的生态意识，肯定不是简单粗暴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不是随意否定人类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而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宗旨，在一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互构中，传达作家对于现代人的生存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前瞻性思考。但是，受制于文理学科之间的鸿沟与壁垒，也受制于传统生活观念，中国当代作家对于生态的认识还是比较简单的，其生态意识也很难说已达到自觉和健全。
阿来的《河上柏影》讲述村中小人物与风物风灵相依相偎的故事。图为书中插图。资料图片
其次，作家需要科学把握生态内部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生态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生物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既涉及彼此的角色和地位，也涉及人类的文化伦理。理论上，我们可以轻松地提出，生态文学所书写的关系问题，不是以人类为主体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不同生物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因为在生态学的认知领域，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而不是人将自然环境对象化或他者化。他们内部之间相互作用的肌理丰富多样、微妙复杂，共同维系了这个世界的勃勃生机。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作家要真正确立一种主体间性的生命立场、价值观念及其表达方式，既要尊重自然，又要保护自然，并不容易。自然的伟大、神奇乃至拥有某些“神性”力量，在作家笔下屡见不鲜。破坏自然环境，人类遭受各种惩罚，也在很多作品中不断出现。但是，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当他们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时，当他们与周边环境构成难以调和的冲突时，作家如何从主体间性的立场出发，呈现主体与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样态，并立足于生物命运的共同体，赋予其伦理学上的人文观照，这才是难点所在。“凡关系，皆为伦理”，推而导之，“凡伦理，皆为准则”。任何文化伦理的背后，都赋予了人们书写冲突、揭示关系的行为准则。生态文学，需要体现的是主体之间的双向奔赴，是作家对于自然环境内在主体性的激活与彰显。
再次，作家需要对各种生态危机进行深刻的现代反思。王诺就认为，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致力于“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即造成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主宰，始终致力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并在很多技术的应用中破坏了自然，造成层出不穷的生态危机，从令人恐惧的核污染到全球不断攀升的碳排放，从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到矿产的大规模发掘，从森林的大量砍伐到水土和空气的大面积污染，早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创作热情高涨，尤其是非虚构写作领域成果颇为突出。面对各种生态危机，作家们常常通过田野调查、专家访谈、数据分析，不断呈现各种生态危机的后果，也努力揭示其中的原因，其情也真，其意也切。但是，很多作品仅仅满足于技术性分析，缺乏在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发展模式上的深度探讨，更缺乏一种主体间性的伦理之思。
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及可持续性，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从来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或者说是人类预设的理想状态。只要地球上存在着不同的生物，只要每种生物都追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必然会出现各种生态问题，甚至面临各种生态危机。因此，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物在生存与发展中所遭遇的危机，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被破坏、阻断或外力干预的结果。在这方面，人类当然负有主要责任。这是人类技术发展的内在悖论，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难之境。中国的生态文学，如何从各种生态危机出发，从生物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探讨不同生物之间相对稳定、健康、和谐共生的发展状态，是创作的重心所在，也是建构中国生态文明的使命所在。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现实书写中的生态危机，还是科幻文学中的生态灾难，我们看到了太多有关生态的焦虑性表达，亟待更多有关构建生物命运共同体的探讨与实践。
最后，作品需要呈现文学应有的审美价值。生态文学毕竟是一种文学，应该展示文学特有的生动、可感、想象等审美情趣，从而区别于生态文化学、生态人类学、生态伦理学等其他人文科学。文学是主情的产物，是作家与表现对象经过情感密切共振的结果。由于生态文学有了生态意识的注入，与其他文学创作相比，理念介入可能更为凸显，这就需要寄理于情、情理交融。我们读到了大量视野宏阔、情感丰沛、表达严肃的“大生态文学”，却很少看到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生态书写。真正优秀的生态文学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吁请人们改变某些不良的生活方式，转换某些危及生态的生存观念，自觉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生态文学也离不开细腻而丰富的想象。作家如果能够立足于主体间性，将自然万物都视为一种生命的存在，那么，其作品就有可能真正激活自然的主体，在解放作家想象力的同时，展示人与自然或不同生物与自然之间饶有意味的生命同构关系。当然，生态文学也不能放弃生态理想的诗性建构，在传承我们古代“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尽情演绎现代生态文明的丰富内涵及其应有的生命情态。
总之，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面临的挑战仍有不少，包括作家理念表达过于突出、作品审美价值偏弱、传统伦理观念的纠缠，等等。它既涉及人们在生存观念上的现代转变，也涉及人类社会文明的现代建构。如今，中国作家应自觉地承担起繁荣生态文学创作的使命，致力于通过作品，唤醒人们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浸润生活、深入人心。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艺批评研究院主任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5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