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哲艺：文艺片导演的意外冒险
去年1月，电影《燃冬》杀青，导演陈哲艺几乎没做多余的停留便飞回了伦敦，他要赶在妻子生日之前到家，为爱人准备一顿浪漫的晚餐。今年8月，《燃冬》正式公映，结束了整整一周的宣传之后，陈哲艺又是第一时间踏上归程，因为出发时他答应了儿子，一定会回去陪他庆祝5周岁的生日。
在新加坡导演陈哲艺身上，“家”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关键词。他的微信朋友圈，除了电影，所有的动态都与妻子和儿子有关，就连头像都是一家三口手牵手的合影。不拍片的日子，他可以完全投入到一种居家状态中，买菜、做饭、送孩子上课，没有丝毫的厌烦和倦怠。不得不出去工作时，他也永远放不下挂念，时刻惦记着妻儿的一日三餐——尽管家里的冰箱早就装满了他临走前包好的馄饨。
对家的看重也蔓延到了作品中。无论早年练手的许多短片，还是《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两部长片，“家”一直都是陈哲艺最重要的故事场景，也是最饱满的情感空间。唯一的不同是，戏里的家常常在平静之下暗藏着各种隐微的裂痕，并不像他自己的生活那样温馨幸福。
本来，这样一种近乎母题式的创作还将延续下去：2018年，他开始着手构思一部名为《漂流人生》的电影，那是一个难民的故事，破碎的家庭记忆萦绕始终；接续《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的“成长三部曲”终章《我们都是陌生人》也在2020年完成剧本，残酷生活中的一对男女，跨越血缘变成了彼此支撑倚靠的家人。这样的作品延续，对他而言顺理成章。虽然作品不多，但在影迷心中，陈哲艺绝对算得上新加坡最被期待的导演之一，在中国，他也有着不少影迷。他的那部《爸妈不在家》曾拿到过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而《热带雨》则拿到过平遥电影展的费穆荣誉最佳影片，他作品中的细腻与隽永备受影迷肯定。然而最终，《燃冬》却如同一场意外般插入了这条规划清晰的路线，在笔直的行进方向上拐出一段冒险的岔路。
意外的降临
筹备了两年半的时间，《漂流人生》原定于2021年的9月在希腊开机。但7月份的时候，陈哲艺接到了主演辛西娅·艾莉佛的消息，由于与Netflix合作另一部电影，她的档期产生了一些变动，要到次年的3月才能进组。
计划突然延宕，蓄势待发的内心却无法随之按捺。于是，陈哲艺拨通了中国制片人谢萌的电话，说自己要拍一部电影，越快越好。谢萌和陈哲艺相识于《热带雨》，他第一次看到剧本时便被其周全与成熟打动，毫不犹豫地拿下了电影的中国代理权。也正因如此，他了解陈哲艺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创作者，所以他问到：“你想拍什么？”孰料，陈哲艺没有明确的想法，他只知道12月必须开机，一个月内必须拍完。
这完全不符合陈哲艺一直以来的风格。过去的七年，他只拍了两部电影，光是对剧本的打磨就耗费了五年之久。在谢萌眼中，陈哲艺像是一个规矩的优等生，永远都把作业写得工工整整，谨守每个步骤的标准要求，绝不会出现任何的潦草，更不会故作聪明。
只是这一次，陈哲艺有点不想再当“好学生”了。他始终记得2014年在纽约，李安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他跟我说，我的电影拍得很好，而且很会调演员，但是很多时候我太舒服了，太喜欢自己的样子，观众也喜欢我那个样子，(这样下去)可能我一辈子都在做那一件事情。所以他会鼓励我要勇敢地去试很多东西。”不只李安，这些年来他听到过太多类似的话了，精准、沉稳几乎是所有人给予他的评价。就在一年前拍摄短片《隔爱》时，演员章宇还跟他说过：“哲艺，你太精准了，但也太固定了，你可以自由一点。”
因此，他想打破这种惯性，看看更松弛的自己会收获什么样的效果。何况年近四十，他的内心愈发生长出了许多不确定——“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有更多的包袱放不下，会不会还能那么放肆地去尝试。”
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如今的陈哲艺其实也不敢再当一个安静的“好学生”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在对病毒的抵抗和隔离中，全球电影业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目睹着停摆的创作、关闭的影院以及大众被迫改变的观影方式，困在家中的陈哲艺逐渐陷入到悲观的深渊之中，他担心未来的市场将更加充满不确定性，担心未来的电影将更加妥协于资本，也担心自己这样的导演可能会被彻底抛弃。存在的危机如阴云一般不断在向他逼近，仿佛顷刻就要将他笼罩、吞没，所以他只能催促自己加快速度，用作品来捍卫自己的影人身份，并且证明“电影还需要在那里，还会有人进影院看电影”。
内生的叛逆与现实的倒逼交织成冲动创作，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陈哲艺保留着清醒，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无论如何在拍摄一个中国故事的时候也不可能像中国导演一样，拍出一部布满丰富细节、具有生活质感的影片，他只能向相反的方向走，用情绪填补情节，用梦幻替代写实。而作为一个在热带气候中成长起来的人，最先浮现在他想象里的梦幻场景，便是未曾亲近过的冰天雪地。
于是，他打开谷歌地图，寻找着中国最冷的地方，在他的印象中，那应该是哈尔滨，因为小时候他在新加坡看过这个城市运来的冰雕。没想到的是，一抹纯白却不期然地闯进了他的视线，那是海拔近3000米的长白山，白色的中心处还有一片静谧的蓝，澄澈而又深沉。陈哲艺瞬间迷上了这里，他顿时决定，电影最重要的一幕就放在这里。
与此同时，故事结构也渐渐有了粗线条的轮廓，和他喜欢的电影《祖与占》《戏梦巴黎》一样，两男一女，一场青春的相会、狂欢与缠绵。带着这个模模糊糊的想法，他先给合作过的周冬雨打了电话，又联系了在上海电影节上认识的刘昊然，然后谢萌推荐了屈楚萧，核心的演员阵容顺利敲定。
至此，这个意外的想法开始具象出了雏形。
意外的成型
2021年10月，陈哲艺从伦敦飞到了上海，然后住进指定的酒店隔离。他原本打算利用这段时间把剧本弄出来，真的动起笔来才发现全无灵感。演员陆续发来信息询问进度，他甚至想好了一个荒谬却又绝妙的借口：自己感染了，不得不暂停一切工作。
两周过去，写出来的只有两页大纲。所幸的是，故事的内核总算找到了，那是一个以冰块为意象的隐喻，影片里的年轻人将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出很深的纽带，然后在某一刻，这个纽带突然消失，三人各奔东西，就像水会快速地凝固成冰，冰也会快速地融化成水。一切看似兜了个圈回到原点，但改变其实已在发生。
隔离结束的当天，陈哲艺坐早班机去了长白山，然后在当地找了一个导游，开着车在附近到处转。逛到延吉的时候，灵感终于苏醒了。那是一个鲜艳的城市，街上的招牌色彩斑斓，咖啡馆和夜店遍地丛生，在漫天呼啸的寒风中保存着热烈活力。在他的构想中，这应该是这部影片最合适的氛围了。
白天勘完景，晚上陈哲艺就躲进房间里开始写剧本。副导演因为要做拍摄计划，每天都会来敲门，得到的回复永远是“还在写”。演员在距离开机十天的时候进组定妆，就在那天早晨，剧本写完了，导演组赶紧打印、分发，当晚所有人第一次见到了完整的故事，摄影师余静萍看完对他说：“啊，还挺不错的。”
12月1日，《燃冬》如期开机，拍摄的过程依然充满了各种机动性。因为剧本写得太过匆忙，陈哲艺只在对白上使用了中文，所有描述都是英文写作，所以每一天的戏份，导演组都得在前一天晚上重新讨论、调整；同样因为剧本完成得太晚，来不及提前做好分镜头，所有画面都只能在现场确定。
陈哲艺倒是很享受这种即兴式的状态：“在所谓的焦虑跟不安之中，其实也给了自己很多惊喜，你会挖掘出很多之前可能不会想到或者做到的一些事情。”拍摄到一半时，周冬雨和刘昊然请了三天假回北京参加活动，为了不让剧组停工，他便写了几场屈楚萧和表弟之间的戏。这些临时创作的情节后来都剪到了成片中，其中两人告别的那场成了陈哲艺特别喜欢的一段。屈楚萧最满意也是这一段，他觉得那场戏有一种无状态的感觉，表面之下却又暗流涌动。
陈哲艺的电影一向是这个样子，他不崇尚跌宕的起伏，也不喜欢拥挤的讲述，只是任由故事缓慢安静地流淌，却在克制与平淡中保存着内在的力量。这当然是一种有意为之，但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是“真实的一种情感的观察和表态”。不过在《燃冬》里，他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调整，从前他极少使用配乐，尽力淡化对情绪的刻意调动，但这一次音乐成为了影片中一个饱满的组成部分。
“我只能说我很庆幸，而且很感激在生命中的这段时间去做这样的尝试。它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但是它肯定是诚恳的，也是用心的。”对陈哲艺而言，《燃冬》固然是一部意外的作品，也在冥冥之中仿佛是注定。今年的5月21日，电影在戛纳举行了首映，十年前《爸妈不在家》的首映也是在这里，行走在单行线上的时光无可回返，曾经的起点却好像仍是起点，昭示着重新出发的旅程。
而等到三个月后，电影在中国上映，章宇又在一个深夜打来电话。他对陈哲艺说：“我太喜欢这部电影了，我完全看到了你的另外一个可能性。”
意外的结果
然而在更大的范围中，陈哲艺所收获的结果却没有将这样的美好延续下去。影片上映当天，票房只有1300多万，一周之后才将将超过2000万，豆瓣评分也掉到了7分以下，成为他的作品列表中少有的低分，不少自媒体博主还专门发布了视频，吐槽难懂、不好看。
“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可能我之前每次来中国做交流和展映，碰到观众都是影展观众，文青或者迷影。我当然知道有些东西可能需要一点适应，需要一些观影的经验，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个落差会那么大，至少以文艺片来说，这片子挺容易看懂的。”面对意外的市场反馈，一开始陈哲艺有些错愕，也有些失落。他天生就是一个敏感的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情绪不可能没有丝毫波动。
更何况他对中国市场原本抱有很高的期待。因为新加坡是一个电影小国，每年只产出10~15部电影，其中大部分还是喜剧片或类型片，所以陈哲艺一直觉得新加坡的观众基础远远不及中国。而且做《漂流人生》时，他第一次感受到西方电影产业在制作过程中条条框框以及对市场的自觉妥协，反而没有拍摄《燃冬》的那一个月放松和自由。“但现在我才觉得全世界都差不多。因为最近在电影院重新看自己的作品，对里面很多对白有了更深的感触，浩丰(刘昊然饰演的角色)不是说过一句‘我那么努力来到了新的地方，又怎样，一切都没变’，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很努力地去到了一个更大的市场，又怎样，一切都没变。”
不过应激的情绪终归会趋于平复，冷静下来的陈哲艺也开始反思，到底是自己误解了观众，还是观众误解了自己。“我感觉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没有准备好观众，没有人跟观众说，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电影，你要带着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态度去看。中国的市场不欠缺观众，也不欠缺电影，但是在作品与观众之间少了一个桥梁，谁来带观众看电影，谁来教观众看电影，这个东西不可能是由一个创作者自己去做的。”
这或许的确是症结所在。《燃冬》并不是一部浪漫爱情片，但对于分层尚未细化的中国电影市场，这样的电影在宣发上天然地面临困难，通常只能在现有的推广套路中尽量选取一些勉强擦边的元素。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毕赣2018年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定档年末，轰轰烈烈地打出“一吻跨年”的宣传语，结果口碑崩盘，票房也从第二天开始滑坡式地回落。《燃冬》几乎重蹈了《地球最后的夜晚》的覆辙，上映日选在了七夕，并且所有的物料上都是诸如“勇敢说爱”这样的字眼，但显然这不是一部爱情糖水片。
“我太太也一直骂我，她说你随便去街上抓一个人都问得到，七夕要看什么，人家看的就是青春爱情，谁要看一个文艺片。”对于《燃冬》在宣发上的选择，陈哲艺只能回以一脸苦笑。其实他也非常不舒服，但这不是他能完全控制和决定的事情，而且第一次在中国的院线上映电影，没有任何的经验和判断能力，只能被带着走。“这可能是我最大的挫败，片子被包装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参与了一个不诚恳的事情，我第一次在一部电影上那么的不老实，如果可以再回头重新去考虑这件事情，我肯定不会七夕上。”
“《燃冬》是一个纯电影的表达，它不是用对白用故事去陈述出来，但所谓的时代已经接受不了这样的东西了。就像阿彼察邦那么棒的一个导演，在中国拿到了最好的成绩也就是200万，而且可能一半的观众是在里面睡了一觉。”按照原来的计划，陈哲艺年底就要回到新加坡去拍摄《我们都是陌生人》了，但《燃冬》意外的结果却让他陷入了一个新的心理危机，他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要继续拍下去，思考创作究竟是为了什么、电影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很多年前，陈哲艺在新加坡做过一个为期三天的讲座。最后一天有学生问他，电影的好与坏应该由观众鉴定，还是电影节、影评人鉴定？他记得自己当时给出的回答是：“要做一个好的导演，应该是拍东西给最好的观众，至少我是这样相信的。”然而现在，这份曾经的信念似乎正在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些许迟疑：“可能那个时代已经过了，我现在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电影人。”
发于2023.9.11第34期/总第110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