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职一所民办职业院校的新教师周静，在新生开学典礼上，被眼前的情景“吓”到了。
一个长队里，有4名学生染着“黄毛儿”，3名学生的胳膊上有文身，还有1名学生嘴里嚼着槟榔，脖子上挂着廉价质感的大金链子。
作为班主任，她将与眼前的学生一起相处3年。周静不自觉地想打“退堂鼓”，但又随即打消了念头，不免有些鄙夷自己的以貌取人。
与周静不同，杨阳在入校前作足了心理准备。与其相信社会上流传的职校生“标签”，杨阳更愿意相信，没有“差学生”，只有“差老师”。
学校里，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听了她的想法后，不免用过来人的语气打趣她：“你还是太年轻了。”
杨阳不以为然。她记得在入学前的一次全体教师会议上，校长站在讲台上问“你们怎么看待中职生？”她举手最快，自信地站起来回答：“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就是要发挥他的优势。”话音刚落，传来个别老师的轻笑声。
就想当老师，“给多少都去”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杨阳还在为那些老师的“笑声”感到不解和烦闷。
她近乎下意识地回想起自己上学时被班主任曲解的画面。十几年过去了，那天的每一个细节都刻在杨阳的脑子里。
杨阳回忆说，高三那年，班主任发现她与班上一名家庭条件很好的男生谈恋爱后，将她叫到办公室，老师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未来是想靠他的钱吗？”杨阳被问得有些发懵，但又本能察觉到对方语气背后透露出的鄙夷，“她在讽刺我看上了那个人的钱，想攀高枝”。
同时，男生平安无事地度过这次“风波”，她清晰地记得，班主任后来没有找他的家长谈话，也没有批评过他。
正是这次经历，杨阳早早体会到偏见背后的无奈。“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一个不好的老师可以毁掉人。”
当一个好老师近乎成为杨阳的执念。本科毕业后的第二年，她就见缝插针地备考了中职教师证，证件一下来便开始找对口工作，但由于不是师范院校毕业，没有教学经验，多数简历石沉大海，最后只收到一所民办中职的offer（录取通知）。
“我特别憧憬这个机会，这是我离梦想最近的一次。”学校人事部门电话通知她被录取那天，她兴奋得连工资待遇都没问，她不在乎，“给多少都去”。
杨阳与周静只是众多中职院校教师的一员。教育部、智研咨询整理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校专任教师人数则为84.95万人，仅占全国专任教师总人数的4.74%。
“拉锯战”
杨阳是斗志昂扬地走进教室的。
她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出头，栗色卷发，上第一堂课前，还特意搭配了白色衬衫与黑灰色长裙，“我要让学生知道我是一个很高冷、严肃、专业的老师”。
但进了班级，她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校服还没发下来，学生穿着自己的衣服坐在教室内，看起来“五彩斑斓”。一些女生画了浓妆，衣着性感，一半以上男生在大声聊天、打牌，“没有要上课的样子”。
杨阳没意识到，这只是开始。
开学第一个月，杨阳尝试着站在学生的角度理解问题。比如，与一个上课时经常翻老师白眼儿的女学生谈话，不料女生回击：“别他妈多管闲事了。”
再后来，她设计了很多趣味性教学环节，组织学生表演“情景剧”。剧情是这样的：毕业多年后，学生“老张”成为大老板，“谢哥”在厂里打工，“花姐”在做网络主播，他们在家乡街头重逢，“你想成为谁”？杨阳试图依据角色的社会阶层差异，激起学生向上的信心。但没想到起哄的同学比听课的还要多。
半年后，杨阳在教学这件事上找到一些“窍门”。她开始在班里立规矩，要求很简单：按时完成作业、不许逃课、不许讲话、不许玩手机。
为此，她常常和学生陷入“对峙”的僵局。
印象最深的一次，一名身高超过一米八的男生在课堂上冲杨阳大声喊：“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对方的身高压迫使她内心十分慌乱，她勉强维持着镇静，义正辞严地说：“今天不写完笔记，我就守着你。”
12时05分，零星有同学开始交作业；12时15分，约莫一半以上学生离开；12时30分，班上几乎不剩什么人了。
杨阳还坐在讲台上静静地等他，最终男生在“拉锯战”中败下阵来。
一些老师觉得杨阳在“犯傻”，吃力不讨好。入职的第二年，杨阳带另外一个班级的辅修课，上课时班上40多名学生“几乎都在玩手机”，不管杨阳在讲台上说什么，底下学生头都不抬。
“我当时就让班长直接打电话给那个班的班主任”，但对方电话在连续拨打3次后才接通，接通后这位老师说，“管不了的”。
周静也遇到过类似经历。她有些痛心地说：“老师放任不管，这个班级的学生流失率会比较高，学生的成绩、能力各方面也上不去。”
周静愈发体会到职校教师在管理学生时所耗费的情绪与精力。一次，她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劝导一名男生不要退学，最终男生还是办理了退学手续，后来因为偷电瓶车，被送进了少管所。
在周静看来，学生的“叛逆”“说不通”“无法交流”与所处的生长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开学时，为了了解学生的性格与经历，周静为全班同学发放了调查问卷，她发现班上70%左右的学生家庭结构并不完整，离婚的、留守儿童的、家里特别贫困的等。班里一名男生告诉她，父亲在自己上初三时去世了，母亲之后也走了，自己跟随爷爷一起生活，平时也没什么人管他。周静苦恼于自己的“迟钝”，她后知后觉地说：“这个男孩很会掩饰情绪，平时看起来挺乐观的。”
这些问题导致在职业院校“请家长”变得有些麻烦。周静尽量为学生解决问题，因为一旦涉及到联系家长，有时她很难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学生的直系亲属，“可能只能联系到学生的爷爷奶奶、姑姑等亲戚”。
“从二十六个字母开始教起的”
努力是有成效的。
回忆起这些片段，周静觉得班上的大多数学生都很可爱，只是“学业基础太差了”。周静的英语课是“从二十六个字母开始教起的”。一次，一个学生走到黑板前，忘记了小写的“q”怎么拼写，也分不清大写“B”和“D”的区别，“一切都要从最简单的东西教起”。
“我不喜欢批评他们，尽量鼓励为主”。周静观察到，班上一些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被人肯定的经历，因此哪怕是生活中很小的事情，只要是值得表扬的闪光点，她都给予学生鼓励。一次，周静还“颠覆性”地让一位平时纪律很差的“刺儿头”女学生当班委，还和她详细解释了班委的工作职责，标准是什么，怎样才能巧管。女生特别诧异地问：“你为什么选我？”
女孩儿管理纪律之后，变得不再像以前一样自我。她很少再主动挑衅老师，甚至还私下找周静咨询过失恋的烦恼，周静觉得无奈又好笑。
最令周静感动的是，临近高三，班上的学生自觉组织起学习小组。起初只有17名女同学参与，后来增加到20人，个别男生也加入进来。中午，他们利用午休的时间复习语数英等主课，每门课有一个小组长，由擅长该学科的学生在黑板上讲考点，其余的学生坐在讲台下听，轮换讲学。周静欣慰地说：“班里的学习氛围那段时间特别好。”
杨阳也认真思考过如何维护班级氛围的问题。起因是她发现班里“不爱学习的学生”和“主动学习的学生”之间似乎存在一条透明的分界线，两拨儿人平时看起来井水不犯河水，听课的学生坐在前排认真做笔记，不听课的学生坐在后三排，“我对后排学生的要求是，不要打扰别人学习，睡觉、发呆都可以。”
但真相好像藏在冰山之下。
几次，杨阳课间路过班级时听到这样的声音。“呦，又学习呢”，一名男生站在课桌前，对正在做作业的女生冷嘲热讽，女生立即不好意思地合上了作业本。
后来情况愈演愈烈。上课过程中，有些学生会趁她写板书时，踢前排正在记笔记同学的凳子，学生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
直到现在，杨阳对这件事情也很苦恼。班里学生众多，“排挤事件”像野火烧不尽的杂草，她只能看见多少管多少。
周静总结过这种“管不过来”问题的原因，她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中职教师过少，另外一方面是由过于繁重的行政或学生生活事务所致，老师分身乏术。周静接记者电话时表示，刚处理了3个事情：调解班长与宣传委员的矛盾、安抚不愿意搬宿舍女生的情绪、带被瓷片刮伤的男生去看医生。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结束工作。
最快乐的时刻
有一部分学生能交出不错的答卷。
周静带的“高考冲刺班”中，90%以上毕业生考上了大专，5%的学生升入了本科。周静所在的学校，自2020年开始，重新开设了贯通培养班级，升学是该班的主要培养目标。
周静说，本科率较低也与中职对口高考选择比较受限有关。以湖南省为例，学生只能在报考时选择省内且对中职开放招生的大学。2022年，湖南省职高对口本科层次共计招生计划3830人，不含公费生。
没有参与升学的学生，有一些也不愁找不到工作。周静举例说，她所在的民办职业院校城轨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可以直接报考当地铁路局。不过近年来招生单位对学生的要求逐渐增高，需按学生在校专业课成绩择优录取，此外不能出现挂科、受处分等现象。
但在杨阳所在的职业院校中，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似乎并不喜人。除比较热门的专业，比如护理、学前教育外，其余学生很难在就业市场中与专科、本科或是研究生毕业的学生竞争。
不过周静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不会维持太久。她深有感触，“这几年中职教育发展前景越来越好了”。近年来，为提高中职吸引力，国家推出一系列激励政策，如中本贯通、中高职贯通等。
以周静所在的湖南省为例，该省省级层面支持专项经费达到8000万元，主持开展以现代学徒制为代表的订单式培养。目前高职院校订单（定向）培养班达2657个，现代学徒制培养的院校达67所。周静所在的职业院校，每年也会与企业签订订单，保证学生毕业后有相应就业渠道。
年轻教师周静和杨阳也有各自的出路。工作一年后，周静从第一家县城职业院校离职，应聘来到一家市属民办职业院校。杨阳也在职校任职两年后离开，因为家庭原因，目前在一家国企做会计工作。
虽然已经离开职校，杨阳还是会形容当老师是一份可以获得幸福感的职业。她记得，入职不久后的一天，她被学生气得站在讲台上哭了，底下黑压压一片学生中，一个女孩儿静静注视着她。女孩儿后来从中职院校通过高考成功考入本科，上岸后她给杨阳发来信息，“谢谢你老师，是你在困境中拉了我一把”。那是杨阳工作以来最快乐的一刻。
（应受访者要求，杨阳、周静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