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金融方面具有一系列优势，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债券市场规模庞大、衍生品市场占据领先、垄断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主导国际主要金融机构、更是享有货币霸权，这意味着美国在国际金融博弈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近几年，美国对华从贸易战、技术战扩展至金融遏压，明显加大了对华国际金融竞争。
第一，聚焦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美国将中国发展替代支付系统视为规避美国金融制裁和美元体系的潜在挑战。美国国会发起《针对中国金融机构与俄罗斯金融机构支付、核算、结算交易制裁法案》，建议冻结或禁止为俄罗斯金融机构提供交易服务的中国金融机构相关的任何美国账户，禁止俄罗斯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进行任何交易。
第二，企图规锁人民币发展空间。美国将数字人民币的兴起视为中国在金融领域弯道超车的路径，明确称不能让中国获得数字货币优势，不仅在七国集团框架下发布央行数字基本原则和核心特征，借此掌握未来央行数字货币规则涉及话语权，而且以“数字威权”“不注重隐私”“中国仍有严苛资本管制”等抵制数字人民币。美国国会发起的《对丝绸之路法案说不法案》要求美国务院对数字人民币发出警告，要求美商务部长就数字人民币服务贸易的网络向相关国会委员会报告，并要求商务部长报告有关数字人民币的贸易执法行动，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报告数字人民币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影响，要求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为转移、存储或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机构制定标准和指南，要求任何通过外国军事融资计划获得援助的外国政府披露其是否使用数字人民币作为结算或储备货币。
第三，妄图消除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甚至欲在极端情况下将中国剔除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美国国会发起的《2023年中国汇率透明度法案》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执行董事倡导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汇率安排的透明度和监督，《2023年中国货币责任法》将指示财政部长要求IMF的美国代表反对增加用于确定特别提款权（SDR）价值的人民币的权重。《2023年中国金融威胁缓解法》要求财政部长在颁布后一年内研究并报告美国和全球经济对中国金融部门变化的金融风险敞口，指示财政部长与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国务院开展磋商以进行研究。《2021年特别提款监督法案》还限制他国在IMF将本国SDR转换成人民币资产，以遏制人民币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这些反华法案未必都能通过，但其数量和审议速度均显示出美国将采取更多极端手段对华金融遏压的态势。
一方面，这是美国对华经济系统竞争的需要。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优势在产业生态系统，中国增长的金融实力更被美国视为洪水猛兽。美国要利用金融优势构建新的经济生态系统，对华展开长期竞争。特别针对中国推广人民币等动摇美元体系的挑战进行竭力遏压，避免中国从产业系统优势上升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金融体系优势。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货币、替代支付平台等技术的兴起，加大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离心力。颠覆性新技术推动的数字人民币，威胁到美元的主导地位和美国霸权。数字货币和支付工具，提供了更快捷的支付手段，更多元化和投机性的投资组合途径。无论是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还是主权性质的央行数字货币，都以其便捷的跨境支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以美元为主导的支付体系。
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如果中国依托数字人民币构建大规模跨境支付体系且该体系成为银行间首选的转账系统，那么将削弱美元计价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份额，冲击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普遍应用。因此，美国加大对华国际金融竞争。上述态势不仅涉及中国对美金融利益，更关系中国全球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声誉，影响中国未来金融发展的国际空间和外部环境。而两国金融摩擦的杀伤力将明显大于贸易摩擦，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将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中国而言，美国加大国际金融竞争，使得中国内外经济环境被扰乱的风险上升。美国遏压使中国遭遇超出传统金融范畴的战略性挤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具挑战性。若要继续与美国主导的体系进行互动，将面临异常严苛的规则制度门槛，付出额外的经济代价。若要另起炉灶，难度则可能大于美国巩固体系、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处于非对称体系竞争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企业愈发难以通过美国主导的市场获得长期动力和资金支持，企业海外发展的成本和风险陡增。上述态势也可能使得发达国家仅满足维持与中国贸易关系，而不愿加强与中国金融和政治联系。
对美国而言，金融体系的调整也让其自身面临多重风险。与中国金融的割裂可能会影响美国金融机构资本的跨境配置、国际支付系统和资产价格。美国金融机构面临更大监管负担和更高运营成本，其在部分跨境经营中相对其他国家更为复杂。若欧洲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不采取类似措施，则美国金融机构将处于劣势，进而选择将部分业务和资产移出美国司法辖区，以避免被管制。从其国内看，美国银行的融资成本会增加，盈利能力将下降，且其向私人部门提供的信贷将减少。
对全球而言，金融割裂可能在较长期内加剧宏观金融波动。从长期看，随着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不断上升，国际金融体系长期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更好地反映新兴国家的经济分量。美国强行逆转这种趋势，就可能出现全球经济碎片化的灾难性情景，这些沟壑和裂痕使得各国相互贸易和投资时采取排他规则，不仅会抹杀科技传播的效益，也抹杀了各国的专业化。进一步的金融割裂还可能限制跨国分散风险，从而加剧资本流动和宏观金融波动。
金融动荡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金融市场压力的出现使新兴经济体央行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在当前通胀高企、金融环境趋紧的环境下，新兴经济体央行既需要化解金融风险，又需要实现价格稳定的目标，在市场承压期间可能面临复杂而艰难的权衡取舍，这可能会带来更复杂的宏观金融稳定风险。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