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并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国内学位制度自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施行以来首次完成“大修”。
《学位法》旨在规范学位授予工作，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学位质量。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李锋亮曾参与《学位法》草案的研讨和意见征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学位法》取代《学位条例》的意义重大，不仅是名称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研究生教育理念的变化。该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学位管理进入了一个规范、全面、系统的新阶段，也将更好适应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扩展及多元化发展。
专业学位可与学位论文脱钩
“学位论文不再是专业学位申请的必备条件了？”看到《学位法》后，这是北京某高校法律硕士在读生林峥的最大疑问。他读的是法律专业硕士，学制两年。林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部分全日制专业学位要求学生累计不少于六个月、120个工作日的专业实习。临近毕业，林峥近期忙于律所实习工作，要兼顾学位论文的撰写和修改，实在力不从心。
新出台的《学位法》明确规定，学位分为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等类型，这将此前《学位条例》中单一的学术型拓宽为学术型与专业型学位并重。《学位法》中规定，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申请人可通过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获得相应学位。学位论文成为了非必要选择。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22 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共有14个学科门类，每一个学科门类下均设有专业学科。教育部2023年11月发文，强调学术学位应突出教育教学的理论前沿性，而专业学位应突出教育教学的职业实践性，“强调基础课程和行业实践课程的有机结合，注重实务实操类课程建设”。
但现实中，专业学位的人才培养模式仍在探索过程中。以教育博士专业学位为例，今年4月，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下发《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指出该学位基本学制为4年，虽然培养目标指出，要培养“能有效解决教育教学领域中复杂问题”的人才，中期考核也要求提交实践研究报告，但学位论文仍是无法绕过的坎。多位在读专业硕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专业硕士的学位论文选题更侧重于实践和应用，但完成学位论文答辩依然是申请学位的必备环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阎凤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专业学位的设置初衷来看，学术和专业学位的评价方式本应有所区分。专业学位改变了以往研究生教育的精英形态，研究生就业不再限于学术象牙塔，而是扩大到多种行业和应用机构。在学术和专业学位双轨并行发展过程中，由于学术学位建立的时间长，体系规范较成熟，因此专业学位受到学术学位制度的影响，学位论文成为了学位评价的核心内容。只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专业学位论文的理论性要求相对较低，应用性要求较高。
在阎凤桥看来，《学位法》提及的实践成果等是专业学位评价可能的替代形式，不过至今尚缺少大量成型的范例，若后续继续完善，将更有利于反映学生的专业性、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此外，《学位法》中“等类型”的表述，为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其他考核形式留下了制度空间。李锋亮认为，学位类型“不封口”，意味着在实践中可能还会出现其他学位形式。至于学位差异化评价的调整能否很快落实，还要看实践探索，以及就业市场的互动反馈。相关措施与规定的完善是一个渐进、试错的过程，甚至会出现“走回头路”的可能。
小论文依然“卡脖子”
除了学位论文，差异化评价体系还涉及不同的科研量化指标，也就是以学术论文、专利等为代表的学术成果。林峥表示，学位论文被称为大论文，学术论文是研究生就读期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小论文。发小论文往往是卡住学生毕业命门的重要一环，也是特别容易在制度上“走回头路”的领域。
《学位法》对“发多少篇小论文才能毕业”这样的精细指标没有做出具体规定，而是赋权给高校、科研机构等学位授予单位。阎凤桥表示，目前《学位法》依然赋予学校自行决定毕业要求的自主权，包括论文发表的要求等。各个学校、学院对是否发表论文，以及发表论文的篇数、期刊等级、论文影响因子等要求都有所差异。是否在完成学位论文外增加其他论文发表要求，对于学校而言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北京某高校生态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柳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要求小论文，就放松了对专业学位的要求，学生不像学术学位的学生那样全情投入科研和实践，缺乏目标导向，培养质量下降。死板要求小论文，则催生了“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的现象，小论文普遍缺乏科研价值和意义，进而造成期刊管理混乱、标准降低。学生会以各种不规范的形式来达成发论文的硬指标，不仅属于无效内卷，还会滋生学术不端。如何动态地、全面地设计科研量化指标依然是难题。
科研量化指标要求下，多位在读研究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毕业难”的感受。一位在南京某高校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表示，今年已是读博第6年，在他们课题组，4年博士读成6～8年是很普遍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小论文数量不达标、学位论文工作量不够等。柳梦表示，目前，其专业内的学生依然普遍呈现出学术成果创新性不足、学术规范性有待提高、研究能力相对薄弱等问题，在规定年限毕业时很容易达不到学校预期目标。这很难责怪学生或导师任何一方，法律也很难规定具体科研量化指标。除评价方式外，研究生教育中的招生、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各个环节也需不断精进。
学生有了一定申诉空间
“学术复核”是《学位法》较《学位条例》的又一大改进。《学位法》规定，学位申请人对专家评阅、答辩、成果认定等过程中的学术评价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术复核。相关条例为学位评价纠纷的处理提出了法律框架。
学位评价结果导致的法律纠纷近年来并不鲜见。2021年6月，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章飞宇在完成培养计划全部课程，且毕业论文全票通过后，向校方提交博士学位申请。学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以“6票同意，2票反对，4票弃权，同意未超半数”为由，拒绝授予学位。2021年10月，章飞宇向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学校撤销上述决定，授予学位。目前，此案仍未达成最终裁决。
阎凤桥表示，鉴于以往出现的种种法律纠纷，《学位法》让学生在学位论文遭到不合理评价时拥有了维权渠道。学术评价本身有难度，它不是行政机构可以简单断定的，对于学术创新尤其难以评价。学生对于学术评价感到不满意而采取的申诉和要求仲裁等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学术创新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依据新颁布的《学位法》，第四十条虽然指出“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但在四十一条指出学位申请人还可以“请求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处理”。在李锋亮看来，当前《学位法》明确了学术复核程序，规定了复核具体时限，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平性。学位申请人对学术复核结果不满意时，仍有向上一级机构提出申诉的空间。
除了学位评价外，学位纠纷还包括对单位内部制定的学术评价指标的争议。有高校对毕业要求“层层加码”，将通过语言等级考试等作为学位申请的必要条件。柳梦认为，学生对学术评价指标的制定还缺乏话语权。学校对学生完成学业的要求有主导权，指标制定过程可以听取学生意见，但一旦形成文本，就不能轻易改动了。而《学位法》没有指明当学生对毕业要求有异议时，是否有合法的申诉、听证渠道。2020年东南大学研究团队发表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35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学位纠纷案件中，学生的败诉率达80%。
阎凤桥指出，保障学生权益不意味着学生有不加约束和限制的申诉权，大量申诉可能搅乱学术标准和学术评价活动秩序。单位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对申诉受理以及再评判，人力物力消耗都很大。《学位法》在学术机构的裁决权与学生的申诉权间作出了平衡，兼顾了各方利益，最大程度保证了学位授予的公平、公正和质量。
单部法律难以遏制学术不端
《学位法》明确了学术不端类型，学位申请人有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情形的，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不能保证学位质量的单位需限期整改，甚至面临撤销学位授予资格的惩罚。李锋亮表示，上述规定与学术复核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增加了学术不端行为的代价。
多位受访者表示，遏制学术不端很难有通解，也不是一部法律可以达成的目标，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阎凤桥分析，学术风气首先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良知，和对学术伦理的理解和把握，其次依托于完善的检查督导行为，例如论文查重、撤稿、检举等。据美国知名学术撤稿追踪网站“撤稿观察”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近十年来全球共有超5万篇SCI撤稿，其中中国作者撤稿达1.2万篇。
除学生外，导师的学术不端行为也屡见不鲜。今年1月，华中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系教授黄飞若被其课题组的11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实名举报存在学术不端行为，长达125页的举报材料列举了其在学术论文中涉嫌篡改实验数据、实验图片造假、抄袭等问题。校方经调查，发现举报内容基本属实，决定停止黄在校内所有职务和工作。
多位受访者提到，学位质量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论文抽检，其细则也未在《学位法》中提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2014年1月发布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标志着国内对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制度的开始。该办法规定，学位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范围为上一学年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10%左右，硕士学位论文为5%左右。而相应的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也于2020年底开始，抽检比例原则上不低于2%。
柳梦称，一方面，抽检“不合格”影响学生个人学术评价，严重者可能面临取消学位证的惩罚；另一方面，学校会约谈相应学院院长或导师，要求其查找培养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方案，严重时可能影响导师的招生资格。她认为，关于抽检制度，抽查论文的专家是否合适，意见是否合理，这些都可能存在分歧，如何遴选抽检专家委员会还缺乏较为明确的规范性文件。
《学位法》提出，学位授予单位应当为研究生配备品行、学术能力皆优良的导师，建立导师的遴选、考核、监督和动态调整机制。在林峥看来，虽然抽检等制度能够对导师起到一定约束作用，学位复核也开放了申诉渠道，但只要导师还掌握着学生毕业所需成果的衡量标尺，就难以避免学生被恶意“卡论文”“卡毕业”的现象。针对导师品行和能力的监督体制，也不是单部法律能够建立的。
阎凤桥表示，今后新的学术不端行为以及反学术不端措施也会不断地出现，二者都在发展，比如ChatGPT出现之后，用人工智能代写论文，是对严控学术不端工作的新挑战。李锋亮回忆，《学位法》的制定过程中，某一版草案出现过将“人工智能代写”确定为学术不端行为的情况。但最终法案中未出现类似字样，是因为人工智能本身发展迅猛，其未来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高效助手，《学位法》在修订中做出了相应调整。
针对《学位法》多项未能细化的规则，阎凤桥表示，后续可能会出台配套文本，指导各单位对学位工作流程、标准、内容适当调整，让该法律不只是一个程序法。“相比法律制定，执法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
（文中林峥、章飞宇、柳梦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