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23日，在因网暴而导致抑郁并抗争了半年多后，24岁的郑灵华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遭受网暴是源于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粉色长发姑娘在自己被保研到华东师范大学后，正满心欢喜地给病榻之上的爷爷看自己的硕士录取通知书。她不过是想将生活中的点滴美好随手分享到社交平台上记录下来，却不想竟招致无数陌生网友的恶语相向。
在过去不到两年内，类似的悲剧一再发生。是什么让网暴者肆无忌惮，在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相继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的情况下仍然不知收敛？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但从目前暴露出的各种问题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前网络实名制仍存在漏洞。
网暴受害者维权难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主办的“网络暴力治理背景下的网络实名制和个人信息保护”专题研讨会上，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瑞罡介绍，2018年9月至2023年9月30日，该院审理的以自然人为原告判决结案的涉网暴案件共612件。分析这些案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些网络平台没有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的信息备案要求，对平台用户的身份信息审核不严、管理不严。
“其中11起案例中，出现了平台账号实名认证的手机号机主与账号实际使用人不一致、账号实名认证人的身份证号与手机号机主不一致、注册账号使用手机号为虚拟号的情况。”赵瑞罡说，这就间接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侵权主体难以直接锁定，影响审判周期；基于种种原因，平台方往往不会直接向被侵权人提供涉嫌侵权网络用户的实名信息，导致受害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查询到实际侵权人，最后大量诉讼案件进入法院，间接加大了网暴案件的调查取证难度等。
当前，遭受网暴的受害人面临哪些维权困境？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王红霞介绍说，网络案件涉及侵权人数量众多，受害人在同一起案件中要求披露的网络用户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且有一定随意性。此外，“虚拟被告”身份查实流程繁琐，实践中有两种做法：一是原告先以平台为被告起诉获取侵权人实名信息后，另案起诉；二是以平台为被告起诉过程中，平台提供的用户信息符合追加被告的条件时，原告申请追加被告。但是，对原告来说，不论何种方式，均无法直接针对侵权行为人提起诉讼。
正因如此，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多起案件最终都因网络实名未落实而导致侵权主体无法查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网络实名制存在的漏洞给不法分子破坏网络秩序、侵害他人权益、逃避法律责任留下空间。
实名制漏洞之殇
网络实名制漏洞的存在，对于当前网络暴力的综合治理乃至司法公信力都已经构成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网络实名制开始被逐渐推向前台。10月31日，微信、快手、抖音、微博、B站、小红书、百度等7家公司齐发公告，要求粉丝量在50万以上的自媒体账号，在个人账号资料页展示实名信息。
“现在之所以网暴猖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找网暴侵权人难度大。”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王四新解释道，电话实名制推广之后，以为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对应一个人，把电话号码作为唯一的身份验证，这种理解走偏了，因为电话号码可以篡改、虚拟、冒用盗用，在实践中存在很多漏洞。正是实名制存在的这些漏洞，让网络电信诈骗、网暴甚嚣尘上，导致追责困难。
实名制不能悬空
那么，电话号码可以被视同为真实身份信息吗？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法律服务中心研究人员赵广宇表示，手机短信加验证码提供的只能叫身份信息，而非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运营者与用户签订协议由用户提供真实信息，属于基础性法律规范，而网络实名制的本质，是一种将网络虚拟身份对应到现实中真实主体的确认机制。”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姚财福说。
“在实践中，网络实名制所涉的真实身份信息，包括直接身份信息和间接身份信息。其中直接身份信息是能够直接识别自然人或组织机构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出生日期等；间接身份信息是其他能够进行实名认证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手机号等。”姚财福表示，相较于直接身份信息，间接身份信息更需要与其他系统进行交叉核验，避免违法犯罪分子突破认证系统或利用网络漏洞来进行违法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实名制是治理网络暴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推动实名制的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信息流转和传播规律的研究，需要注意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的设定。
“实名制需要司法和行政层面的配套建设，不能单边推进，例如设定投诉举报机制、配备救济机制、设定选择退出机制。实名制一旦‘实出去’，不是随意就能切断的，如同在网络中实现数据完全删除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需要提前考虑到其负面影响。”吴沈括说。
此外，吴沈括认为，实名制的落实也需要平台方重新思考，制定出一系列完整的账户管理制度体系。例如，如何实现信息标准化管理、如何进行多重方式认证、如何设定账号奖惩规制以及特殊场景下账号如何转让、继承等。
王四新认为，网络暴力的防范和治理，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和协同共治。其中在平台治理层面，应当健全网暴预警机制；在商业运营层面，要切断利益传播链条；在制度供给层面，要落实“实名制”助力有效维权；在社会心理层面，要加强媒介规范引导，提升网民媒介素养。
